被捕前的三个月周作人在忙什么？他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周作人在北平以汉奸罪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大到南京受审。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日本战败后，周作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并做了什么呢？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自己在被捕前三个月的情况：

1945年8月15日，“中日均放送发表战事终了。下午1时顷往综研所访阪本与李、陈、黄诸君。雨中回家。”

应该到来的终于到来了，周作人的态度显然是既来之，则安之。8月17日，他赴政委会之宴。该宴会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办的，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宣告“散伙”的“最后的晚餐”了。

8月20日日记写道：“一日中至夜降雨凡四次，亦前所稀有也”

24日，“近十日来不得邮信，盖因交通障碍也。”

26日，“上午写小文起手，本月中系初次也。”

29日，“晚电灯灭四五次，可恶可笑。”

据当事人回忆，日本投降后，北平陷入混乱之中，最使人骇怪的，是无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都从地下钻了出来，趁火打劫，纷纷向伪政权勒索经费。伪政委会那时无法也不敢追问谁是真的北平市党部，几天之内，共支付出八个市党部的经费，只此一点也可以略窥那个时代的乱象。

8月30日的日记记载：“付侦缉队三人各千元，为酬劳，遣其回去，后因须俟复职，且稍留岁时。”周作人已经不再需要“保镖”了，他这段耻辱的“老而为吏”的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在9月22日的日记中，周作人写道：“晚报载土肥原被逮，正是该当。”

周作人与土肥原贤二是老相识，抗战前曾和他一起搞过中日教育协会合办的留日预备学校“天津中日学院”，周作人曾担任该院的名誉院长，实际主事的是沈兼士。后来刺杀周作人的刺客就自报是“天津中日学院”的学生。土肥原长期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后来在东京大审判中被判处绞刑。周作人这样说起土肥原，可能是觉得士肥原对中国罪大恶极吧。那么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合作者”，周作人的平静还能保持多久？他真的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吗？在随后的日记中，周作人这样记载：

9月23日，“夜半地震。”

9月30日。“上午10时，往综研，11时半集会，报告，暂且解散”。

至此周作人解除了最后一个伪职。

10月6日，“稻桓来，拟写信谕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

周作人1945年11月10日的日记，明确表示对国民党“大劫收”的不满：“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遭越殃。又学生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1945年11月17日，周作人写道：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除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子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字里行间对有人、朋友充满怨恨

周作人的日记就记到了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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