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清浅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当北洋政府软硬兼施镇压反对签订巴黎和约的学生时，害怕的胡适倡议把北大迁往上海，惹得陈独秀大动肝火，立马找来对方慷慨激昂地大骂一顿，骂胡适由冲锋壮士变畏缩谋士，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太多了。

其实胡适一直未变，他一直都很注重明哲保身，只不过新文化运动时北大跟北洋政府的矛盾还不那么尖锐，危险性不大，这一点表现并不明显，到了五四运动时进入白炽化阶段，危险系数骤增，也就显露出来了。正如李大钊分析的，胡适是把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搞颠倒了。可惜，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几次辩论后，到底还是没把他“骂”醒。

若不是陈独秀让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到北大红楼借油印机，可能陈独秀知道胡适写倡议书倡议把北大迁到上海的事是第二天倡议书被散发传播后。从儿子那里知道胡适的举动后，陈独秀怒不可遏，大骂胡适是不是吃错药，这是要谢幕拆台，并赶紧摸黑前往北大，让学生把倡议书都烧掉，禁止散发。要不是李大钊拦着，陈独秀还打算即刻前往胡适家问罪，是李大钊拦住了他，让他静等学生去请，才在红楼等待。

等待期间陈独秀还是很生气，说胡适之是要当叛徒，这么做的结果是制造分裂，是瓦解军心，转移视线，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我们辛苦累积的革命成果就这么毁了。现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北大，这个时候把北大迁走，就是吹灯拔蜡，扼杀革命。

李大钊早在陈独秀前就知道胡适写倡议书的事，没告诉陈独秀或许一方面是跟陈延年持一样的想法，尽管他不认同胡适的做法，但胡适也有表达、维护自己观点的自由，另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性格暴躁，就怕陈独秀一时冲动做出什么不体面的事来。现在既然陈独秀来了，就说起自己之前跟胡适争论过的事来。说胡适是害怕北洋政府下毒手，把北大解散了，胡适说他是为陈独秀考虑，觉得现在北大树敌太多，又深陷在眼下这个政治旋涡里，他们所做的新文化成果不能前功尽弃，所以他觉得趁这个时候把北大迁到上海去，这样他们和北大都解脱了。

“其实在我看来是他想偏了，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角度错了，把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搞颠倒了。他认为北大就应该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不应该和政治夹杂在一起。外交纷争、国家利益归根到底它是政府该管的事，我们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不能越俎代庖。我刚才明确地驳斥了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主次轻重不能混淆。”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表述上更直接，说现在正是抵制巴黎和约的关键时刻，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南迁无异于逃跑。我很难想象一年前他还是一个豪气干云、冲锋在前的反封建的壮士，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瞻前顾后、畏缩不前的谋士。此种精神，如何能担得起青年导师的名声？

胡适来了之后，陈独秀说自己让学生把他的倡议书都烧了，问对方是不是很生气，胡适说——别说你是把倡议书烧了，你就是把我胡适之的家烧毁了，我也是不能生气的。第一，你是我的恩师，我的兄长；第二，你明明知道眼下离开要比留下更安全、也更稳妥，你还是毅然决然地把它给烧掉了，你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这是高风亮节，我怎么能生气呢。见对方这么说陈独秀还以为是他想通了，胡适却说不生气和想通了是两码事。

陈独秀特别希望对方能像当初搞新文化运动一样，跟他并肩作战——适之，我要感谢你为我着想，但是我不需要你为我着想。现在全国几十万的学生全都行动起来了，全中国都在声援北大，这个时候你倡议把北大搬走，运动的中心没了，大家努力白白浪费了，郭心刚的命白送了，没有人可以再阻止巴黎和约。

这些道理胡适当然也懂，但现在北洋政府已经来硬的了，明令三日之内必须复课，不复课就要强行解散。北大的解散和搬迁，两者相比较，他认为搬迁更有利，只有搬迁北大才能留存，他们这些搞新文化的教授也不会再被北洋政府盯得那么紧，大家就能安心下来做学问了，对学校发展也是有利的。

但陈独秀认为北大是中国的北大，全中国的一流大学，凭什么它北洋政府说解散就解散？他们搞新文化运动一直在宣传民主呢，北大的解散应该要问问中国的民众、北大的学生们。为此反问此前跟自己一起勇敢地提倡民主和科学的胡适“你什么时候成被北洋政府驯服的绵羊了？”

话说到这份上，胡适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了——两年前我从美国回到中国，为的就是做好新文化。那时候你说了一句话——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学者的爱国和救国的根本之道。在这条道上，我们《新青年》的每一位同人，把新文化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把那个曾经死气沉沉的旧北大变得生机盎然。但是现在，你说新文化离不开政治，你甚至说新文化运动它本身就是政治。

然而，陈独秀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机盎然，他要的是中国的生机盎然，仅靠满足于在校园里做学问，宣扬新思想文化，不辩、不争，中国怎么可能生机盎然，北大的生机盎然又能维持多久？

胡适说他理解并支持陈独秀说的去辩、去争，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巴黎和约，他也真心支持，在上海迎接自己恩师时，还和陈延年他们一起亲身参加了示威游行。但胡适的辩与争是有条件限制的，就是在学生继续上课，教授继续教书的前提上，而不是整个北京甚至全国的学校都罢课，所有的人都去搞政治。胡适认为现在学生不上课、教授不教书，整个社会都乱了，还反问陈独秀“难道这就是你陈仲甫想看到的生机盎然吗？”

胡适说这些话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控制，段祺瑞的态度是主张签订巴黎和约的，一再给傀儡总统徐世昌施压。胡适想通过在课后游行一下就让北洋政府拒签和约无异于痴人说梦话。胡适的这种态度表面是单纯，实则是明哲保身，不想把自己卷入政治漩涡里。

但陈独秀跟李大钊一样，把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对形势也认识得很清楚，认为生机盎然不是等来的，是要斗争来的，此时的中国需要勇士和斗士。凭什么我们中国人要眼睁睁地看着签订巴黎和约？凭什么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青岛拱手让给日本人？我们就应该像畜生一样等死吗？就应该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吗？

陈独秀的激昂并没有感染胡适，胡适还是坚持以退为进、明哲保身——我不是主张不抗争，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蛮干，我们力量有限，我们要懂得远离这些是是非非，保护自己。我之所以把北大提出来搬迁，为的就是把北大保留下来，留得青山在，我仅此而已。

这份懦弱与妥协让陈独秀更生气——你这是投降，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胡适之太多了。

胡适知道他们最终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不再争论了，避重就轻结束谈话——我贸然提出来要把北大南迁上海没有跟你商量是我不对，现在倡议书和签名信都已经烧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吧。改天我请你喝酒，负荆请罪，告辞。

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先后再次跟胡适辩论，希望他能像蔡元培提倡的那样，兼容并蓄，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要只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里，要站出来斗争，但胡适还是坚持明哲保身，没有跟大家一起开展激烈斗争。所以不久后，在北大红楼里，胡适听到陈独秀说“共和死了，我不会死”时，他哭了，知道陈独秀不仅要大淡政治，还决定投身革命，做好当烈士的准备，而李大钊却欣慰地笑了，陈独秀终于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得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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