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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被鲁迅骂了10多年，为何从不还口？他晚年说：鲁迅是我们的人
胡适与鲁迅，都是现代中国知识界重量级人物，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爱国之心，都曾为祖国的振兴探索出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后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思想的发展轨迹便越来越远。
从鲁迅的日记中看，两人交往于1918年，而真正来往于1923和1924年。这期间，两人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主张。那就是：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特别是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方面，两人亦步亦趋：或是胡适倡导观念，鲁迅相继发表文章，予以呼应；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阐发。
从《鲁迅日记》中，也可以见证两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曾经的过从甚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前后，曾多次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在胡适的作品中也明确描述两人友谊：两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从不拐弯抹角，多是正确的欣然表示认同，错误的直言相告，有疑问的也不苟同，互相商榷。
然而到了1925年之后，两人再也没有了来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鲁迅常常毫不客气地讽刺对方“有历史癖和考证癖的胡博士”、“特种学者胡适之之流”，表达出对胡适的一种不屑和轻视。
对此，胡适却表现出少有的大度和超然。他从未与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与他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他的人格的不恭与伤害。
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他针对周说的他们之间“交浅言深”的话十分感慨地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在世时，胡适之所以表现出大度与超然，始终未见一句不恭的话，恐怕就源于这种内心的“真情”的。
更为难得的是，鲁迅去世之后胡适的表现。
1936年9月5日，鲁迅在临终前的一个多月，写了题为《死》的文章，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就是鲁迅，这就是鲁迅的性格，这就是鲁迅的为人。
自然，这“怨敌”之中就有胡适在。但是，胡适却始终信奉他的自由主义和宽容精神，自有其处世和为人之道，并没有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来对待鲁迅，他认为该做的事还要做，能办的事还要帮着办。
作为过去的同事和朋友，作为同是文化界的名人，在鲁迅去世之后，胡适同意增补自己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委员。
当后人问他对鲁迅的评价时，他告诉对方，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上的独特贡献。
有学者说：鲁迅的精神是“药”，胡适思想是“饭”，是的，这是两条铁轨，不是对立而是并列；这是左手与右手，不是对立而是共生。用一个最简单化的形象喻之：鲁迅如拿着橡皮擦的左手，擦去误错；胡适如握着铅笔的右手，写上对的，但左手并不是不会写字，右手也并不是不会拿用橡皮擦。
因为本质相似，所以并行不悖。两位文化巨匠，都曾把触角伸向同一地方，比如当年易卜生的作品，就是经胡适、鲁迅而介绍到中国的。
他们同样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风格不同、做法各异。其实他们最后注定是殊途同归的，正如晚年胡适在美国对周策纵教授所说的：“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鲁迅的非常态、胡适的平常心的确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我看来，鲁迅的冷里透着暖，胡适的暖里也透着冷，一如“鲁”中有“日”，“胡”中有“月”；鲁迅因了为人生而为社会，胡适因了为社会而为人生；在思想之外，鲁迅更近于作家，胡适更近于学者。
鲁迅胡适，表面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实道路的目的地是一个，那里有着真正的人类福祉。所以，今天不应该是/"胡适还是鲁迅”，而应该是“鲁迅并且胡适”。
从鲁迅到胡适，都是中国所产，中国所需，他们俱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未来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什么要用一个打另一个呢？什么我们只能爱一个接受一个什么？不能李白、杜甫我都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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