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有前缀、尊号，这很正常，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断句，是错误的。

不卖关子，接地气地讲，奉天承运更像是一个形容词，其正确的用法，乃是对皇帝的“形容”，如果需要口语化地去形容皇帝，或许是“伟大皇帝”、“至高无上皇帝”，而奉天承运，就是类似于这两个形容词的一般的存在，说明传下圣旨的这位皇帝，是“奉天承运”的。

而关于奉天承运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并且决定在南京建立首都，于是“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让一众大明文人、学者在南京城规划出一个新的皇城和宫城，所谓皇宫，正是两者的合称，而如今南京故宫，正是当年刘伯温等人的杰作，与此同时，为了显示出自己取得天下的绝对正统性，朱元璋将位于皇宫南北中轴线上的那座大殿命名为“奉天殿”。

奉天殿，是朱元璋平时召见群臣举行重大典礼，又或者是百官朝贺的重要地方，这个大殿如同其名字，意味着朱元璋“奉天之命”担任人间之主，说通俗点，就是用神权加强皇权，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对神权的敬畏，特别是对天的敬仰，那是无时不刻存在着。

因此在朱元璋的“诏令”中，常常会出现这么一个前缀，那便是“奉天承运皇帝”，这句话的加入，首先是阐述皇帝的“神性”，他乃是奉天承运，其次就是加强诏令的合法性，加以天的概念，让圣旨的含义更加深刻。

所以先是“奉天承运皇帝”，再是“诏曰”，这才是合理的格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但要知道，在明朝之前的封建时代历史已经有一千多年之久，虽然以前没有奉天承运皇帝的说法，但类似的说法却是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朱元璋的这个格式，本身也是模仿古人的。

关于“奉天”的概念，早在周代的文献中便有记载。

在《尚书》中，周成王就曾和周公聊到自己当王的“天命”，“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这个天命，既固定了周成王的一生，也成就了他的一生，他是天任命管理万民的王，因此得称天子。

这便是早期的“君权神授”，虽然古人未必拜神，但肯定敬天，于是久而久之，政治家们开始想出了一套和天沟通的方法，这也奠定了“天人感应”的基础，而到了秦穆公时期，他在讨伐郑国有着一段誓言，便再次提到“奉天”的概念：“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政治家们无时不刻都在加强天和统治者的联系，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统治者的壁垒，避免天下大乱，所以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在自己的传国玉玺上刻了这么几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也是秦始皇这个“第一皇帝”，奠定了未来皇帝“奉天”的基础。

秦始皇

可历史进行着，时代发展着，秦始皇也会驾崩，在他驾崩后，天下顿时紊乱，即便秦始皇生前的正统性再强，都难抵御其他“天子”的崛起，于是刘邦自称应允天命而称帝。

在刘邦临终前，刘邦仍然以“天命”自居，认为如果天命在，那么自己不用医治也能长命百岁：“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天命这种存在看似把刘邦都忽悠瘸了，但事实上，这是千年以来皇帝群体都不能戳破的一个事实，保持天命说，便有皇帝做。

同样的，当时的诏令为了加强合法性、威严度，都是无时不刻在强调“天命”，这是生产力不发达，思想封建年代的大杀器，上至诸侯王公，下至普通百姓，都要在天命的面前低头。

不过汉代的“圣旨”大部分还没有后世那么复杂的尊称，或许是汉初的无为而治，让圣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偏向务实风格，所以汉代圣旨往往是先说日期，然后再说皇帝，后面便是圣旨的主题。

朱元璋

到了晋代，圣旨就开始形成一种歌颂风格了，上来先强调一下皇帝的合法性，开篇尊号就是“应天顺时，受兹明命”，这八个字的意义和后来朱元璋的“奉天承运”其实是一个概念，只不过字换了，字数变了，但本质上、都是在强调天命这件事情。

所以朱元璋不是首创，当然晋代也不是首创，事实上关于圣旨前缀尊号这件事情，对于首创根本无从寻起，这就是个意识形态里的丰碑，在每一个人心中，只有谁当了皇帝，他说这个受命于天的话才管用，其他的人都不行。

到了唐代，“天下之本”成为了常用前缀，有的时候也用“朕膺昊天之春命”、“朕绍膺骏命”，不论是用哪一种格式，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昊天是古代国人心中的至高神，而骏命即天命，和昊天所代表的意思是相差无几。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代以前，皇帝的“圣旨”这个词还不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来说都叫“诏书”，将皇帝诏书都统称为圣旨，这是宋代才开始的，而宋朝人也比较有趣，他们虽然称诏书为圣旨，但在圣旨里面，也不加乱七八糟的前缀强调正统性，不知道是对自己皇权的自信，还是拟旨文官偷懒所致。

而在元朝，圣旨的前缀就非常有特色了，跟以往的朝代截然不同。

元朝的统治民族是蒙古族，他们信仰的是最高神长生天，这也就让元朝皇帝的“君权神授”里的那个神有了变化。

唐朝皇帝说昊天，元朝皇帝说长生天，于是乎他们的圣旨前面往往有这么一段话：“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这段话看似很长很复杂，但事实上，复杂只是因为揉杂了蒙古语的音译在其中，看起来语句不通顺，而“长生天的气力里”和“大福荫护助里”，这都是一种说明皇帝是被长生天庇护认同的人，是独特的君，如果仍旧难以理解，那么便在这两个形容的前面加一个“在”，那就读起来通顺了。

这两个不短的形容，都是为了衬托元朝皇帝的地位，之后的内容才是正式内容，毫不夸张地说，朱元璋的“奉天承运皇帝”，就是元朝圣旨前缀的新版本，事实上，朱元璋承认元朝正统地位，在疆域和制度上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继承元朝，保留一定的元朝基础，那是能够理解的。

明朝万历年间的文人沈德符在他所编写的《万历野获篇》中就对奉天承运如此评价：“太祖奉天二字，千古独见。故神训中云：皇帝所执大圭上镂‘奉天法祖’四字，臣下诰赦命中，必首云‘奉天承运皇帝’。”

沈德符说“奉天”这两个字是千古独见，这个说法未免是有些不妥，但要说在圣旨中用“奉天”来自称，朱元璋确实算是原创，而除了圣旨中有奉天承运以外，朱元璋留下来的“大圭”，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帝玉玺，上面也写了“奉天法祖”四个大字，跟秦始皇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异曲同工。

朱元璋

或许过去有皇帝不太重视君权神授的把戏，但朱元璋是一定要重视的，布衣出身的他，不将这种方法贯彻到底，对于自己来之不易的皇权是有很大威胁的。

用大篇幅说完“奉天承运皇帝”的概念，接下来还需要再说说“诏曰”的正确性。

很多时候，人们只知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认为这就是古代圣旨的一贯场景，却不知道这个断句对不对，也不知道这个“诏曰”用得对不对，既然搞清楚了奉天承运皇帝，那么关于诏曰的用法，也该具体说说。

严格来说，君王命令的叫法，在秦代产生了改革，秦始皇下令改命为制，令为诏，这就是“诏书”的由来，秦始皇就是这个“皇帝诏曰”的创始人。

不过随着朝代演变，权力越来越复杂，皇帝要表达的意思也越来越多，光是制、诏完全是不够用了，有时候对百官下命令，但也不能光下命令吧，也需要偶尔慰问一番，同样的，皇帝也不可能仅仅和百官沟通，有时候要和自己的老百姓交流交流，这也是有必要的，那么这份文书，一样不能用命令的语气。

综合来说，皇帝的诏书主要有这么几种形式：制、诏、诰、谕、赦，其余的形式或不多见或不共用，在这里就不提到了。

制，是最严肃的文书，一般国家大事，制度的改变或者是官员的任免，都是“皇帝制曰”。

而诏，则是有些全范围涵盖的意思了，可以认为是一种严肃的“官媒发言”，虽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百姓都能听诏，但诏往往只是宣布公事，鲜有人情关怀，比如皇帝继承广告天下，那就是“皇帝诏曰”。

诰，这是朝廷的“体制内”文书，严肃程度仅次于制，多是皇帝对某一个官员的指示和任免，很多时候，下面的官员上书皇帝就叫做“告”，皇帝给下面的官员下命令就叫“诰”，这是《列子》中的说法。

谕，是皇帝对下面官员的传话，这里面可能有人事任免，也可能没有，只是一句话的意义罢了，所以在史书里常见的“上谕”，本身就是一个不太严肃的意思，上诰和上谕，概念也不一样，官员接到时的心情也不一样。

最后一个赦，就是“赦免”的意思，常见的无非就是平反的时候，对被刑罚者的处罚取消，又或者是立下了功劳的罪人将功补过，最壮观的就是天地大赦，一般到了天下大赦，文书都是皇帝“赦曰”。

几种不同的文书抬头，也包含了很多的政治文化在其中。

秦始皇

皇权至高无上，但前提是需要修饰，这是自秦始皇以来所有君主都深谙的概念，其实在秦始皇以前，这种君权神授的特色就多有存在，比如各个诸侯王纷纷僭越称王，有的还祭祀泰山，也就是封禅，做这么多事，为的就是争取一个“名声”，争取一个天子的人格。

所以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神权本身就是君权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奉天承运”，那么这份圣旨听起来再难办、再无理，那都要想方设法去做到，因为自己必须对得起天，而皇帝的命令是他奉天下达的，皇帝的命令，就是天的命令。

至于有没有什么皇帝用“圣旨”来当传话筒，客观来说是根本没有的，因为没有皇帝敢拿诏开玩笑，真正能开玩笑的，是谕。

雍正二年（1724年）的时候，清世宗为了在宫里提倡节俭，便给御膳房下了这么一道“谕”：“谕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

雍正皇帝亲自下令要搞光盘行动，就算吃不完，都不要浪费倒掉，而是物尽所用，关于清世宗说的这件事，要说重要吧，那也是重要，但问题是，这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只是一些生活作风的事，因此用的是“谕”，而不是诏曰，清世宗也不可能为了这事找足好几个宦官，派上一堆大内侍卫到御膳房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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