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精神闪耀着“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为人民服务”也是中共党员和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法定义务，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规范之一，神圣又庄严。

而“为人民服务”精神关键在一个“服”字上，字面意思是：从事，担任。而在我国古代，官员的任用、职位，称为“服”，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为人民服务”的“服”。这还得从三代文明开始说起。

三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三代文明基本站在中华文明的起跑线上。三代所创立的那些伟业、观念、制度，成为后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给养和思想养料。

三代是指夏、商、周形成了华夏范围内的统一局面的历史时期。三代文明就是指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的文明。

商代是继夏代而起的“三代”第二期，在“三代”文明中上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上承夏文化的精华，下开周文化的新局，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也是在商代，就有了比较齐备的职官设置。官员的任用、职位，均称为“服”，也就是我们说的“服务”的“服”，字面意思就是指有了职位就要干相应的事，要“配位”。

商代的职官分内服和外服两大类，直接统治区域的职官为内服，间接控制区域的职官为外服。被后人尊为中国历史上的贤相的伊尹，奉祀为“商元圣”。就曾是外服的首领，后来担任内服的重要官员。内服和外服是可以相互流动交流的。一如现在的挂职锻炼一样，内外服的流动更是锻炼了一些才干。比如口，他最初在内服任职，后来到外服担任首领，在经过一番职位流动的锻炼之后，口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后来商王任命他担任口族的首领。

内外服职官的具体内容，在《尚书.酒诰》中记载：“治理在外地，要靠侯、甸、男、卫、邦伯；治理在朝中，要靠各级大小官吏、宗室贵族治理，还要依靠退休官员。”

侯，最初是边境地区设置的武装警卫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正式的外服职官。商代的侯一直服从于商王朝，继承了最初的忠实的警卫初衷。

商代的甸，在甲骨文中通常叫作“田”，最初是商王派到商都意外，从事垦田的官员。自古以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垦田而专门设立官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是城外，路途一定遥远，再加上以前交通工具的速度限制了形成的方便程度，因此这些官员在履职的时候，往往将自己的族人一同带到任职的地点去。一方面方便照顾族人，一方面积蓄力量壮大势力范围，不至于孤掌难鸣，结果环境太好，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族人不断繁衍生息，渐渐地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无心插柳柳成荫，慢慢地，这些甸官就成了实质上的诸侯。

在我国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里，上古的汉语中，“男”与“任”相同，用现在的话就是通假字。商代的男官有“雀男”、“受男”，商代有十五位任。

卫，最初是商王派驻在商都以外某地实施保卫职责的官员，卫和甸官一样，随着在外势力的发展和民众的增多，“卫”逐渐被商王设立为诸侯。卫和甸都是典型的“人挪活”。

商代的“伯某”有十二位，“某伯”有四十五位，这算是人数比较多的职官了，有时候，两个邦伯可以合称为“二方伯”。

后来，随着外服职官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的发展，牧、戍也渐渐融入了外服的系统。牧顾名思义是畜牧业有关的职官，如“于右牧”、“于左牧”，这些牧不仅主管着当地畜牧业，同时在对边地的控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这些牧地的主管官员，实际上转化为一方诸侯。

戍也是顾名思义为守边防。在商代，它是商王朝边境地区设置的军事据点，后来才成为外服职官的名称。就是相当于军事部队发展成为军事委员、司令之类的政治类军事官员。

商代外服的职官多数是方国部族的首领，有一定的人力基础，也就只有方国部族的首领才能根深蒂固地发展迅速吧！当然，作为商王的臣子们，要尽一定的职责，比如讨伐敌国，戍守边疆，向王朝进贡，也就是相当于纳税和保家卫国。

商代的内服职官，按照职责划分为：负责王朝政务的外延官和负责商王生活的内延官。外延官分为四类：政务官、生产事务类职官、宗教文化类职官、武官。

商代的内延官主要为商王的生活提供服务，包括宰、寝等。宰最初是为商王烹煮膳食的，因为与王亲近，其中一些宰日渐受到了重用，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宰相的宰应该就起源于此。武丁时期的冢宰一度能总领国家大政。寝有东寝、西寝、新寝。

当然，商代的内、外服职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说明了商代的进步，两者之间可以相互流动。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挂职锻炼、交流、调动、兼职、借调，智力流动等人才流动制度，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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