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国家到底是应该为政以德、实行仁政，还是应该严刑峻法、违法必究？

何为德，何为暴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德，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轻徭薄赋、宽刑省法、不要与民争利。那对应的情况一定是政府横征暴敛、索取无度、法网严密，不给老百姓活路，可是这种情况除了在极个别的王朝末年，其他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发生的。

可是朝廷里的大臣们，天天呼吁要行德政，孔子说过，过犹不及，在国家征收赋税，法律制定，总体来说还算合理的时候，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别有他意了。

至于严刑峻法，那要看他针对的对象，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没有逼得老百姓怨声载道，那他至少还算是过得去的，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眼里，直接威胁到他们统治的其实并不是老百姓，给他们缴纳赋税的却是老百姓，只要不是极个别心态扭曲的暴君，就不会搞严刑峻法把老百姓往死里逼。

这些所谓的严刑峻法，更多的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地主豪强以及官僚，比如汉武帝任用酷吏，就是为了杀地方豪强，基本没有听说过他拿酷吏杀百姓吧？还有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打击官员贪污，没听说明朝初年的老百姓民不聊生吧？这就是人们固有的误区，总是认为君主搞严刑峻法，就是冲着老百姓来的。

谁是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那些英明的君王，他们从来都不行德政，反而热衷于所谓的暴政？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他是皇帝，孤家寡人不是白叫的，皇帝这个特殊人物就是要一个人对付天下人。

既然是政治，那就必须要弄明白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皇帝真正的朋友是那些普通的自耕农。

人们说皇帝是反动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这句话是对的，也是不对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靠地主阶级打江山治理国家。可是能够对他们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的也是地主阶级，你也许听说过有哪个将军或者丞相轻松篡夺王位，如王莽、刘裕。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农民可以轻轻松松篡位。

皇帝真正的朋友是自耕农。是因为这些人提供了帝国境内大部分的税收，地主阶级要么有免税的特权，要么有偷税漏税的能力。甚至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兼并土地，相当于在变相地夺取皇帝的钱，只要是心里明白的皇帝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

饕餮大口终难填

也许你会说，如果我对这些统治阶级足够好，那么他们会不会心甘情愿为我卖命呢，只要我最大限度地对他们好，行仁政。别人当皇帝也开不出比我更高的价格，那么是不是就能天下归心？

这种想法在历史上确实是有的，比如说大宋，赵匡胤就立有了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宋太宗后科举制度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是国家精英基本上都能够进入，就算进入不了，只要你多考几次，朝廷最后还是会给你官做的，这样的话，就几乎囊括了整个社会上的全部有能力造反的精英阶级，就算有个别人想要造反，其他人也不会跟他去胡闹。

农民起义，如果没有了精英阶级的加盟的话，是永远都不可能成大事的，所以宋朝虽然农民起义次数最多，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的，但是这种方法一定会耗光国家的元气，国家不会被自己人颠覆，但一定会被外人灭亡，所以大宋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二个被少数民族直接攻破京城捉走皇帝的朝代。第一个是西晋，他跟北宋一样，与世家大族共天下。

“暴政”会不会误国

如果严刑峻法高压治国的话，那会不会搞得官员人人自危，你把这些国家精英全都杀光了，谁来帮你治理天下呢？这你大可不必担心，当一个精英死了之后，他空余出来的社会资源一定会培养出另外一个精英，至于这些新的精英会不会出去当官，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只要有300%的利润，资本甚至可以卖出那条绞死自己的绳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利润何止300%。明太祖朱元璋一辈子都在杀贪官杀了一批又一批，动不动就是几万人，可没有听说明朝的官员缺人！

繁衍，利益集团最大的危害

这些官僚集团的危害不在于他本身的存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不可避免且有积极意义的。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的繁衍能力。

因为官僚有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家族会不断地繁衍下去，他们一定会通过朋友师生上下级这些关系，确保自己退休之后，自己子孙的荣华富贵还能够有保证，这就是权力的继承。这些被他们委托的继任者同样也有自己的子孙，这样一来，社会上的势利阶层，就会不断扩大，这就是权力的繁衍。

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挤压自己阶级兄弟的生存空间，要么大家联起手来共同挤压皇帝手上的国有资源。哪种选择最为容易了，当然是挤压皇帝手上的生存空间更加容易，国有资源这么大，皇帝一个人根本就看不过来，只能靠他们管，那不就是老鼠看米缸吗？

想要监管他们，那得拿出相应数量的监管人员，谁又能保证那些监管人员不会变成下一个利益集团呢？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斩草除根一般的大清除，比如明朝用太监锦衣卫残害忠臣，汉高祖刘邦以后汉朝历代皇帝迁徙豪强守陵。用这些蛀虫的血肉去养下一群蛀虫，既然蛀虫不可避免，那就一定要避免让蛀虫群体扩张。这个时候对付他们，必须要行暴政。

但是大多数的皇帝都在这个问题面前却步了。因为在他们眼里看到的对手太强大了，动不动就怕动摇国本动摇朝政。宁愿慢性死亡也不愿意忍痛做手术。一味求稳最后必然不得安稳。比如宋仁宗。

历朝历代最容易改革的时候，就是在国家最安稳强大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的统治者往往都看不到潜在的危机，总是觉得太平盛世，改革动力最小，都想留下好名声，除了汉武帝朱元璋等少数人物之外，很少人愿意在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折腾。等到真的意识到需要改革的时候，政府早就已经无力回天了。

只有不断地保持革新，保证政府力量的绝对强大，以便随时可以纠错，行“暴政”而非博美名行仁政。这才是国家长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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