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国家对战俘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有的给予战俘红酒咖啡，有的只给战俘冻土豆和黑列巴。善于投降的意大利军队宁肯跋涉百里甚至自建战俘营，也要找能给自己优待的军队投降，甚至还闹出了“你不接受我投降，我就打到你接受我投降”的笑话，就连一向善战的德军，曾杀开一条血路不远千里去找特定的军队缴械，那就是为了不去西伯利亚砍木头。

不管待遇好不好，战俘的生存几率一般都大于在前线血战的部队，但是有一种人除外，那就是基本不被视为正规军的“党卫队”和间谍，他们被抓后，经常是不经审讯，就直接枪毙了。

据东北兴安区屯垦军一位少校团副回忆，在1931年，他们就抓住过两个日本间谍，明明是证据确凿，但那两个间谍却死猪不怕开水烫，无奈之下，这位少校团副跟团长一起开会研究，把他们浇上煤油，然后点一把火烧掉了。

按照国际惯例，在战时抓住敌方间谍，是可以不经过审讯直接处死的。据说这是日内瓦公约中明确规定的：战争中，如果战斗人员不穿本国军服或者未使用明显的标示，不享受战俘待遇，不受公约保护。

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因为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战俘的四个要素：（一）有一为其部下负责之人统率；（二）备有可从远处识别之固定的特殊标志；（三）公开携带武器；（四）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

作为暗中行事的间谍，很显然既不会公开携带武器，也没有可以从远处识别的特殊标志，让他们按照战争法规和惯例战斗更是不可能——他们除了侦察情报就是打黑枪，根本就不按照规矩来。

我们在电影电视剧中经常看到潜入敌人后方的突击队员，在被包围后准备缴械投降，一定要换回自己原本的军装——穿自己的军装，就变成了战俘，这样或许会保住性命。

其实渗透潜入的特种部队，不管换不换回自己的军装，都很难逃过一死，因为他们被发现和抓捕的地方，基本都不是前线，获胜的一方也有自己的道理：你不是间谍，跑我们后方干嘛来了？

抓住间谍，首先当然是审讯，如果竹筒倒豆子什么都招了，十个人中可能有一两个活下来，如果打死也不招，那就只能有一个杀一个了——极个别的“仁义之师”除外。

在上个世纪初，普通东北人最恨的就是小鬼子（高官们未必恨，因为他们会跟鬼子合作），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对鬼子也都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他们抓住日本间谍，一般不太愿意送到上面去邀功请赏——官越大胆越小，日本间谍到了“司令部”、“大（少）帅府”，很可能会享受上宾之礼。

1960年2月15日，原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董昆吾写了一篇回忆录，发表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我们熟悉的文强、沈醉、黄维、王耀武、杜聿明都是文史专员，当然也是《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撰稿人。

董昆吾在担任少校团副的时候还叫董平舆，他是后来被鬼子通缉追杀后才改的名字。

据董昆吾回忆，那是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正带着弟兄们在在团部门前操场训练，就看见有四个人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从团部旁边疾驰而过——在当时，东北正规军高级军官也没有这么雄壮的骏马，而且那四匹高头大马上坐着的两个人，形容猥琐，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大帅府摆放的“马上封侯（猴子骑马）”。

陆鸿勋警惕性很高，见军营旁边跑过四匹战马，自然要追回来审问，结果一问就问出了大问题：“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玑(即关玉衡，曾任张作霖帅府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帅府驻京军务处长、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时任兴安屯垦区公署军需处长兼第三团团长)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称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本文黑体字均出自董昆吾回忆录《中村事件真相》）”

电视剧好像和史料有一些不同，史料中的日本间谍并没有鸭舌帽、礼帽和皮夹克，而是“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

不管中村鬼子嘴多硬，他身上携带的物品，都百分之百可以证明他就是一个军事间谍：“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虽然已经确定中村和井杉延太郎（军曹，相当于上士）的日本间谍身份，但是团长关玉衡外出巡察，“少帅”还在北平跳舞，少校团副董昆吾也只能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为由，将中村等人“留”在团部过夜。

关玉衡巡查归来，面对这两个日本间谍（另外两人是白俄采矿师哈密太·施洛克夫和一个向导），也是大为烦恼——中村极其嚣张，根本就不把他这个团长放在眼里：中村不但死不认罪，反而对着关玉衡破口大骂，气得关玉衡抽出指挥刀、旁听的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中村这才稍微有点服软，但是在供词上签字的时候，中村又突然挥拳朝打向旁边的一名军官，因为用力过猛，他手上的“三道梁”牌手表都打飞了。

东北爷们儿都是有血性骨气的（高官除外），大家一看中村还是这么嚣张，就毫不客气地一拥而上，拳头皮靴一起上，把中村揍成了一只猪头。

打晕了中村，关玉衡和董昆吾一合计，就召开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结果大家百分之百达成一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董昆吾之所以力主处死这四个间谍，也有自己的考虑：弱国无外交，如果被中村等人送到沈阳，那么鬼子必然会把他们连人带情报都要回去，没准儿上面还得命令我们向这几个间谍赔礼道歉。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董昆吾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关、董二人的“帅爷”的膝盖当年并不太硬实，而且比较喜欢娱乐活动，对抓间谍这类事情不太感兴趣，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

于是会议之后的当天夜里，大家迅速将中村等一行四人五花大绑棉花塞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

虽然火烧中村比较解恨，但是关玉衡和董昆吾并没有受到上级保护：董昆吾被调任为东北讲武堂步兵研究班队长，关玉衡则直接被极大的长官招到沈阳关了起来：“有人劝关玉衡出国避难。关玉衡却说道：‘我是关东男儿，死而何惧！’遂于9月16日来到沈阳对质。9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关玉衡面对面对质。关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间谍活动的全部证据，林久治郎无话可答。”

虽然双方都对中村的间谍身份没有异议，但关玉衡所住的旅馆，还是被大批东北军宪兵严密看管了起来——这是某些人要把关玉衡当弃子牺牲掉了。关玉衡把身上的钱都给了看守的宪兵，这才得以脱身。

关玉衡逃到了北平，董昆吾也只好化妆出走，在北平与关玉衡汇合了。

当初东北军高官为何对日谍客气、对“自己的兄弟”不客气，其中原因就不多说了，说多了伤人，咱们要说的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关玉衡于1932年化名国尔家、郭尔佳，创立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并任右路军指挥，解放后还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董昆吾能在1960年写回忆录并发表在全国政协刊物上，那待遇应该也相当不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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