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音乐分为雅乐和燕乐两种形式。所谓雅乐，指的是宫廷正统音乐，主要用于庙堂典礼、祭祀等活动。而燕乐则是在仪式、宴会、宫廷盛大音乐活动时所演出的俗乐。《周礼注疏》中说：“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磐。”由此可知，燕乐最早是用来房中私家宴请酬唱的音乐，是一种用于娱乐时的音乐，非正式音乐。

在唐代以前，雅乐要比燕乐的地位高，燕乐还无法取代雅乐。但是到了唐代，宫廷燕乐的发展出现了极大繁荣，音乐形式不断创新，作品种类日益繁多，新型乐器不断涌现，燕乐的内容也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和扩大，使得燕乐成为了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十分喜爱音乐的形式，燕乐的地位也因之而得到了提升。

那唐代燕乐的兴盛原因是什么？它展现出了怎样的多样性？又对唐朝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一、政治经济打基础，文化制度促繁荣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唐朝不断稳定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也得到了大幅增加，自贞观以后，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唐代经济的繁荣稳定带来了文化的高度发展。在从唐初到开元盛世这一百多年中间，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得到了空前提高，促使包括燕乐在内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全面的突破。

音乐文化交流频繁。唐朝除了经济繁盛之外，武功也非常地强大。唐初的几位君主通过多次征战，逐渐平定了西域等广大地域。这些战争的胜利，为唐朝带来了大量的音乐艺人。与此同时，唐朝经济文化的繁盛也吸引大量音乐人主动前来中国，传播和学习音乐。通过文武两条途径进入唐朝的这些音乐艺人，为唐朝带来了精彩纷呈的音乐文化，从而为唐朝燕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高祖

健全的培训管理机构。唐朝几代君主都非常喜爱燕乐，同时也非常重视燕乐的发展。早在唐高祖时期，唐朝政府就建立了管理燕乐的专门机构教坊，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政府又把教坊扩展成了左、右教坊和内教坊，使得燕乐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细化。除此之外，唐玄宗还专门设立了梨园，从太常寺的乐工中精选子弟，由唐玄宗亲自组织教学和排练，高峰时期学员一度达到三百多人，这就为燕乐演奏培养了大量人才。

严格的考核制度。唐朝政府专门成立了太乐署，专职负责燕乐乐工和教师的考核奖惩工作。根据刘再生的《古代音乐史简述》中的记载，唐代乐工的学习时间一般为十年，最高可延长至十五年，学习中间还有“五上考，七中考”等考试，并且会根据成绩的优劣来决定乐工的升降，可见学习燕乐的标准极高。

与此同时，太乐署还建立了严苛的奖惩制度，他们会根据乐人的考核成绩，将乐人分为三种身份等级“内人”、“宫人”、和“掐弹家”三等。其中“内人”为一等，为最受皇帝宠爱，“宫人”为二等，其身份地位低于“内人”；而“掐弹家”为三等。等级不同，物质待遇和未来发展也会大相径庭。

太乐署在培养燕乐人才方面的严格把关制度，激励了乐工争先恐后地提高音乐修养和专业素质，从而保证了燕乐的演奏质量，为燕乐的兴盛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燕乐形式多样化，从上到下作品多

唐朝燕乐兴盛的重要表现就是燕乐多样化特征明显，不仅燕乐形式多种多样，燕乐作品也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九部乐和十部乐。唐代的十部乐是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隋朝时期的九部乐主要包括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九部乐舞。唐朝的“九部乐”最初是完全继承了隋代的“九部乐”。《旧唐书》中记载说，“高祖登基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

到了贞观年间，唐朝的音乐机构太常寺对隋朝沿袭过来的九部乐进行了改制，去掉了其中的“礼毕”这一乐部，同时又将“燕乐”做为一个单一部乐，列为了九部乐之中。到了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平定高昌后，太常寺又将“高昌”列入了“九部乐”，唐代著名的“十部乐”至此成型。

从部乐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这“十部乐”中，属于汉民族的音乐较少，而以周边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居多。

在十部乐的实际使用中，只有“燕乐”是真正的仪式乐，而其它的九部乐只有在隆重的国宴场合，才会被偶尔表演，以显示其“仪式”的意义。

二是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和立部伎就如它们的名字一样，主要是以演出形式来区分的。其中，坐部伎是在宫廷里面坐着演出，人数一般在3至12人；而立部伎则是64至180人，一般是站立演出，规模要比坐部伎大得多，气势也比较宏伟。

坐部伎和立部伎的表演内容并不相同，其中用于立部伎表演乐舞共有八部，而用于立部伎表演的乐舞有六部，两者合计共有十四部乐舞。这些乐舞虽然内容不同，但曲调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龟兹乐与西凉乐。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的音乐对唐代的燕乐文化影响极深。

三是大曲和法曲。大曲是一种大型音乐套舞曲。从结构上看，它包括散序、中序和破三部分，整个篇幅比较长，规模也比较宏大；从形式上看，它既有歌唱，也有乐器伴奏的软舞，还有打大鼓的伴奏的“健舞”，音乐内容丰富，且融合了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唐代著名的大曲有《绿腰》《六么》《凉州》《甘州》《剑器》等等。

唐代不仅歌舞大曲盛行，法曲也很盛行。法曲原是魏晋南北朝时，用于佛教法会的“法乐”。唐朝时，法曲开始和大曲合流，演变成了一种全新的音乐形式，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一种法曲。

四是散乐和鼓吹乐。散乐的音乐形式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它的创作素材非常丰富，表现形式也非常地有伸缩性，因此而深得群众喜爱。也正是由于散乐过于平民化，所以它才一直没有进入到宫廷燕乐中。但到了唐朝，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有了进一步的沟通，好听的散乐开始受到王公大臣们的喜爱，并渐渐得到了宫廷的认可，成为了宫廷燕乐的组成部分。

而鼓吹乐最早则属于雅乐，通常用于仪仗队中，以显示统治者的权威。但到了唐朝，鼓吹乐就开始与散乐相结合，变成了燕乐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也从显示威仪变成了单纯的享乐助兴。

三、音乐文化大发展，政治外交也受益

唐代燕乐的兴盛得益于唐朝音乐、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繁荣，但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唐朝音乐、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

首先是对我国古代音乐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唐代宫廷燕乐规模宏大，音乐风格丰富，本身就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我国古代音乐发展到极高水平的标志。

此外，宫廷燕乐的兴盛也培养了大量燕乐艺人，他们在宫廷严格的考核制度督促下，无不素养深厚，技艺高超。他们不但创作了数量众多、质量优良、流传甚广的燕乐，而且还对曲项、琵琶、羯鼓等一系列乐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进一步提高了这些乐器的演奏性能。

与此同时，他们在音乐记谱法与音乐理论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这些燕乐艺人的工作，无论对当时的宫廷燕乐，还是对后世音乐的发展与传播，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是对唐代的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唐代燕乐的繁荣既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以轻松、舒畅的方式刺激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使得唐代出现了大量的精通燕乐的诗人，如王维、白居易、李贺、元稹、杜牧、温庭筠等等。

他们既精通燕乐，也精通诗歌，他们针对燕乐，创作了大量诗词。燕乐的兴盛带动了他们诗词的传播，而他们的诗词也提升了燕乐的格调，从而形成了音乐与文化争相斗艳的繁盛景象。

另一方面，唐代僧人为了招延听众，扩大佛教的宣传，往往都会用唱佛曲的方式来“俗讲”佛教的教义。这些佛曲起初都是来自天竺，它们传入唐朝后，对唐朝的燕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唐代燕乐兴盛之后，僧人又反过来运用燕乐的很多曲调，来宣唱佛经。

由于这些燕乐的曲调都非常地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所以一进入佛乐，就彻底改变了佛乐的调性，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也为佛教本土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最后是对唐代的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开放的时期。当时的唐都长安是国际性的文化名城，也是亚洲许多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中心。当时周边很多国家都不远万里来到长安，既是为了沟通贸易，也是为了交流文化。

他们一面把本国的音乐带来了唐朝，为燕乐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也把燕乐带回了他们的国家，从而促进了他们国家音乐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根据史料记载，日本曾先后十二次派出遣唐使来唐朝，既把日本的音乐带来了唐朝，也把唐朝的宫廷燕乐带回了本国，并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歌舞伎。

在音乐文化一进一出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唐朝政府都体现出了高度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展现出了非凡的盛唐气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了唐代的政治外交。

结语：

燕乐是一种古老的音乐形式，但在唐代以前，却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唐代立国之后，政治持续稳定，经济不断发展，文治武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既促进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又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为燕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加之几代唐朝统治者都非常喜爱燕乐，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培训和考核燕乐乐工，从而为燕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燕乐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并最终成为了一种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非常喜爱的音乐形式。

而燕乐的兴盛，又反过来促进了唐朝音乐和其他文化的发展，并为唐朝的政治外交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唐朝燕乐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流行音乐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有相互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流行音乐，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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