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进入动荡时期。国内政治形式变得非常微妙，我国突然出现一批反动政治团体，正在试图夺取三军主导权。而在此期间，东海舰队和陶勇的站队问题颇受人关注。

东海舰队是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主力舰队，承担着近海防卫工作、防范美第七舰队两大任务。如若东海舰队落入反动政治团体手中，我国东部城市的海防问题将会变得非常严峻。

对于反政治团体来说，想要轻易拿到东海舰队的指挥权并不容易。东海舰队主帅是华野名将陶勇，此人对党和国家异常忠诚。虽身处动荡年代，但陶勇一再强调“四大”与东海舰队并无关系。在他的管理下，东海舰队在动荡年代依旧保持着稳定、高效的工作状态。反动政治团队想要拿到东海舰队的主动权，必须要想办法“扳倒”陶勇中将。

陶勇将军

反动政治团体深知，陶勇中将在东海舰队有极高的声望，“扳倒”用软方法根本打不开突破口。自1942年陶勇便已经开始投身海防建设工作。他受粟裕嘱托，在苏中军区成立海防部队抗击日舰。陶勇领导的海防部队，是我党创立以来第一支具备作战实力的海上正规武装。

反动政治团体要想顺利拿到东海舰队的主导权，势必要软硬兼施。利用分化东海舰队的办法，才能够顺理成章从陶勇手中接手东海舰队。

1967年1月12日12点40分，陶勇离奇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花园去世。东海舰队内，因为陶勇的去世开始走向分崩离析的状态。趁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站出来，开始给陶勇戴上“叛徒”、“敌特分子”的帽子，趁机夺取舰队主导权。随后又开始对陶勇家属下手……

如此做法让许世友颇为忧虑，他决心站出来给予陶勇家属帮助。

1967年夏季，他找到肖永银向他“托孤”：“陶勇的孩子还在流浪啊！”

中将去世

动荡十年初期，陶勇对林彪等人的做法颇为不满。他指出，社会上盛行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之风毫无意义，并且坚决抵制四大之风传入东海舰队。

此时的陶勇已经是南京军区副司令、海军副司令，在南方军队内具有极高的威望。他的做法，引起反动政治团体的不满。

1967年1月21日，陶勇找到老战友廖政国和两名记者，希望能够就当下南方军区出现的问题借他们之口，向中央传达自己的意见。

陶勇系统性为记者展开讲述，表明当下舰队内部中出现许多不良的风气，他表示：

中央明确规定东海舰队作为战备舰队不得展开“四大活动”。但海军各院校内有不少学生心气浮躁，执意要做违抗中央、违抗军令的“四大活动”。并且可以看到民间“四大”组织，也在不断进入军队内部，干扰舰队和军队的正常工作，叫嚣抓捕干部。

在陶勇看来，如此做法严重影响军队的正常工作，并且对于革命军人的人格造成侮辱。他希望能够借记者之笔，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上午的谈话结束后，陶勇像往常一样来到舰队招待所后花园处休息。但就在此时，陶勇离奇坠入浇花井内。经过一番抢救，海军四一一医院宣布抢救无效。为国征战沙场数十载的将军，就此遗憾离世。

作为我国高级军官，陶勇曾经在历史上为我国、党立下赫赫功劳。建国之后，一直忙碌于东海舰队训练和组建工作。

进入动荡十年阶段，陶勇屡次在大会会议上强调，东海舰队为我国海事防卫工作根基所在，不容也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乱象。如今中将去世，东海舰队内部便有不怀好意之人开始出动，试图扰乱舰队秩序，将其卷入“四大”风潮之中。

家属受难

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便站出来，宣布要对陶勇执行的政策进行改变。刘浩天在军队内部宣扬，认为陶勇是害怕卷入政治事件之中，才会走上绝路、畏罪自杀。

刘浩天在东海舰队内，将陶勇称之为“叛徒”，将离奇自杀事件称之为“叛徒行为”。并且他将自己的逻辑理解写为报告，汇编为《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加急发往北京。

海军政委李作鹏拿到报告后，迅速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向全军发出通告：

“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一场新的风波即将到来。陶勇夫人朱岚被冠上“美人计”、“敌特活动”等罪名，用严刑拷打逼迫朱岚认“罪”。朱岚难以忍受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选择跳楼自杀以示清白。

陶勇的住宅，因为男女主人相继离世，又被反动派强行征用。至此陶勇的儿女们只能被迫流浪街头，他们在上海街头漫无目的的流浪，无人问津甚是可怜。

此时许世友正在无锡疗养，了解到上海的情况后，他决定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1967年7月，肖永银接到驻扎在无锡的第27军军长尤太忠的电话。尤太忠向肖永银提议，让他到无锡来休息散心。肖永银深知，散心聊天都是幌子，尤太忠此举另有深意。

此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无锡。他找到肖永银，便是希望借助他的力量，来保护正在街头流浪的陶勇遗孤。肖永银此时因为组建装甲部队，相对而言政治压力较小。许世友认为当下肖永银有能力、有实力保护陶勇的遗孤，他向其嘱咐道：

“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你们能不能想办法找到他们，保护起来！”

秘密保护

许世友授意尤太忠派人前往上海，将陶勇3个遗孤秘密运往南京。肖永银看到三个孩子，眼泪不住往下流。三个孩子面色蜡黄，衣衫褴褛让人看着非常心疼。

许世友将军

肖永银思量再三，认为自己继续秘密保护，仍旧不是办法。如若要真正给予更好的保护，必须要想一个万全之策。肖永银找来三个孩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当兵吧。”

在肖永银的安排下，南京军区装甲部队开始有序接收各地“打倒”干部家属。在军区里，就会产生一块独特的净土。各地干部听闻消息后，纷纷迫于政治舆论压力，将孩子送往南京。云南军区后勤部长的儿子、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乘坐火车，有的挤上轮渡，有的则是千里迢迢步行前往。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只有到了南京才有希望。

对于肖永银来说，他没有办法拒绝老战友们的后辈。昔日他们都是战友，如今因为政治形式的变化，孩子也要连带受苦、受难。肖永银看在心里，确实非常难受。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下令，要求只要是军队、地方上干部的男孩，家庭上有问题的都可以收起来。一时间，南京军区装甲兵营房内，突然多出许多“娃娃兵”。

肖永银的做法，引起造反派的不满。他们通过内线线人传递情报，找到肖永银特别设立的子女收容地。造反派们迅速伙同大批人马，向南京军区装甲兵军营处聚集。干部子女从小随父母南征北战，自幼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肖永银得知情况后，紧急出面制止孩子们的行为，要求他们避免发生无谓的冲突。

再渡长江

但造反派每日围着装甲兵营，始终不是一个办法。为求改变现状，肖永银希望能够将孩子们迅速转移出兵营，安置在一个更为隐蔽的地方。他望着地图，终于找到那个合适的地方——长江以北的装甲兵训练基地。

装甲兵训练基地整体较为开阔，并且配套设施也较为完善。同时因为装甲兵部队本身训练属于高度机密，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前往此处。

肖永银将军

肖永银定下思路后，连忙跑到南京军区作战部，希望军区能够提供几艘渡船供他使用。但事与愿违，作战部严词拒绝肖永银的提议。肖永银是装甲司令，很少会有人同他这样说话。听到作战部的言辞后，他直接拍案说道：

“我领军渡长江，百万雄师乘木船能过长江，如今我照样能过长江！”

他找到几个江岸上的农户，从他们手中借来两艘木船，才将孩子们转移到装甲兵训练基地处。反对派得知情况后，对肖永银的不满情绪飙升。他们见硬办法无法解决问题，便想通过中央来解决肖永银这个“麻烦”。

一纸电报传到国务院，周总理拿到电报后，迅速要求办公室公职人员向南京军区求证此事。军区接到电话后，各位公职人员向总理求证，都纷纷拒绝正面回应此事。有好事者站出来，提议让肖永银自己来给总理一个答复。

没想到幸灾乐祸的人，并没有得到总理对肖永银的责难。肖永银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后，迅速向总理上报具体情况，如实说明自己“招兵买马”的计划过程。对于讥笑、责难，肖永银笑呵呵的说道：

“总理过问嘛，自然是要如实报告情况，总理觉得我有错，当着群众责罚我、打我两耳光，我都没有任何意见。毕竟是我给总理添了麻烦，他这么忙，不应该给他找麻烦！”

但是肖永银也说道，如果在私下他还是要和总理说一句：

“这都是后代呀！”

改制建设

“招黑兵”的肖永银，以自己的态度给予周总理和中央回应。总理在了解到情况后，并未再次追查此事。两人心照不宣的做法，得以让许多将士的子女得以有了继续生活的希望。

但南京军区内部，仍有不少人对此存有异议。军区内部就肖永银招收娃娃兵的事情，专门开办会议讨论此事。军区首长带着埋怨的语气说道：

“中央问我收了多少兵，我连具体的数都说不清！”

见状，旁人便问道肖永银，此话又是说明意思。肖永银并未直接给出回应，而是和同僚打起“哑谜”：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许多话由于时局的影响，不可能脱口而出直接道破。双方就用这种方式，心照不宣地维持着原本的状态。但北京方面，仍旧有人对肖永银的行为深感不满。肖永银收容的“娃娃兵”，并不符合《兵役法》服役年龄，有人便抓住漏洞将其上报给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的消息传来，表示肖永银必须正面回应征兵数量的问题。并且提出，要对征兵对象进行严格审查，够格需留下、不够格需要尽早清退。

按照这一指示，肖永银的“收容计划”将难以实施。下属找到肖永银，忧心忡忡地说道：

“肖司令，现在来看事情已经很难办了。即便我们想要全部留下，但是孩子们的年龄不符合标准，根本没有办法上报。”

肖永银自然知道，当下娃娃兵的去留问题已经非常难办。但他打心眼里，是希望能够留下孩子。毕竟装甲兵团体量如此大，装几个落难孩子居住并无大问题。红军时代一兵难求，红小鬼经过数年磨练依旧可以成为指挥人才。为何和平年代，收容一些家都没有的孩子，为革命、为国家做贡献却没有办法？

机敏应对

既然上级讲究公事公办处理，肖永银便专注电报内容核心重点“够格”和“不合格”。向下属提出方案，要保证所有孩子合格。只要孩子合格，自然上级领导便没有办法阻挠。

在肖永银的安排下，装甲兵团开始对这群“娃娃兵”展开系统性的训练。唯有他们经历百般磨难，才有机会得到留下来的机会。

每个人保持着高度的训练热情，经过半年的努力之后，终于以全员通过的标准完成预定目标。而肖永银也将半年内的所见所闻，如实写入交给中央的汇报文件中。他清晰写出装甲兵招募多少人、考试合格的人数、党员团员发展人数。并且专门写明多少人已经下放部队补充，多少人又仍旧在继续训练。这样一封完美的报告，一时间让人难以挑出刺来。在动荡年间，肖永银得以顺利保下这群娃娃兵。

许世友将军

许世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自大别山返回南京重新工作。见到自己的老首长，肖永银感叹道：

“许司令啊，你不知道真难呀！我是死顶呀！”

对于肖永银招募娃娃兵的做法，事实上许世友一直非常关注。他哈哈一笑安慰道：

“你呀！就顶住了！”

冤案解决

随后肖永银被派往军区就任军区参谋长一职。娃娃兵的父母们，也陆陆续续得以平反，昔日的娃娃兵们纷纷离开军营回归正常生活。陶勇的问题，也在1977年得以解决。

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明确下达命令，要求狠抓陶勇平反工作，冤案得以解决。但却面临着新问题。当时反动派对陶勇问题下达明确指令——“家属不要、不要骨灰”。

东海舰队立刻着手安排骨灰寻找。他们几经周转才从火葬场职工蔡其家手中，找到一直隐蔽保存的陶勇中将骨灰。但随后反动团体再次发难，陶勇追悼会的事情不得已暂时搁置。

1977年夏季，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立刻要求补办陶勇中将追悼会。安-24专机从上海直飞北京，陶勇的老战友、秘书带着陶勇的七个孩子来到北京。陶勇长子手捧骨灰盒走下专机，向北京追悼会现场走去。

陶勇追悼会上，为纪念这位我党海军始创人，各军各部高级领导人纷纷专程赶到北京。粟裕、陈锡联、许世友等人，终于在十年过后给了自己的老战友一个交代。但即便如此，粟裕一直对陶勇悬案耿耿于怀。

晚年粟裕

粟裕最后的时光中，常常提起自己的战友陶勇。他给周边随行人员语重心长的说道：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便是没有能在有生之年查一查陶勇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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