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上将中，王建安将军是个比较可惜人物，他的资历非常高，战功也特别突出，但建国后的职务却不是很高，甚至还曾给中将当下级。

王建安，湖北红安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少时便给地主打短工，但王建安人穷志不穷，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常挤时间练习写字，背诵《三字经》等传统读物，因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

1927年11月，王建安参加黄麻起义，很快便在队伍中崭露头角，1928年被任命为红11军31师班长，参与创建鄂豫边苏区的斗争。

由于表现突出，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王建安的职务稳步而迅速提升。

王建安几乎每年一升迁，1930年，他升任红1军连长；1931年，升任红4军营长；1932年，升任红4军30团政委；1933年，升任红4军88师政委；1934年，更是升任红4军政委。

抗战时期，王建安的职务也非常高，曾是元帅的副手。

1942年，他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而山东军区当时的司令员，正是大名鼎鼎的罗荣桓元帅。

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初，王建安的表现更是亮眼，先后执掌“三大兵团”。

王建安是我军最早的兵团首长之一，早在1947年，就被任命为东线兵团副司令员。这一年，他在莱芜战役中指挥3个纵队，与兄弟部队围歼李仙洲部两个军，取得解放战争以来空前大捷。

1949年初，王建安开始执掌大兵团，升任第7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这一战，王建安被毛主席和周总理单独委以重任。

战前，周总理特意给王建安打电话，让他率部率先飞渡长江，还说毛主席今天夜里不睡觉，坐等他胜利的消息。王建安不负所望，率领第7兵团第一个过江，歼敌10万，解放杭州。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接替陈士榘，任第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1952年，王建安入朝参战，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在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他总结推广小部队活动的经验，集小胜多胜为大胜，以消灭敌之有生力量，予以美军沉痛打击。

纵观王建安各时期资历和战功，授予他大将军衔，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上将军衔对他而言，着实有些偏低。

当然，在开国上将中，军衔偏低的也不是只有王建安一人，比如萧克，如果论资历，显然更有资格授大将。但是，萧克虽然只被授衔上将，但建国后职务非常高，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而王建安的职务远不如萧克。

55年大授衔，王建安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1956年补授上将军衔，当时，他的职务不过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这对于开国上将而言，是一个比较低的职务。57位开国上将，授衔时绝大多数都是在国防部、解放军总部担任首长，或担任大军区和大兵种司令员、政委。

更让人遗憾的是，王建安始终在大军区副司令员的位置上徘徊，直到比他资历低许多的开国中将、少将都已担任大军区司令员，他还是大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王建安调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4年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被调走，新上任的司令员是一位中将。

没错，这位中将竟然成了上将王建安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位中将的资历与王建安相差不少，三十多年前，王建安当军政委时，他还不过是个营教导员。不过，这位中将名气很大，不逊于王建安。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皮定均将军。皮定均，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4年任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35团2营教导员，而这一年，王建安已经是红4军政委。

值得一提的是，皮定均还曾是王建安的下级。新中国成立后，皮定均入朝参战，任第9兵团24军军长，而第9兵团的司令员正是王建安（第9兵团首任司令员是宋时轮，宋时轮1952年秋卸任回国，王建安接任）。

虽然资历不如王建安，也曾是王建安的下级，但皮定均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的起步线，却和王建安相同。

1956年，王建安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时，皮定均也已成为大军区首长，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皮定均先后执掌两大军区，1969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若不是遭遇空难，成就必然更高。

而王建安尽管曾执掌三大兵团，但建国后从未执掌大军区，1975年，王建安卸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调任中央军委顾问，这时的他，已经基本退居二线。

王建安建国后的最高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享受副国级待遇，但级别应该相当于正部级），反观许多资历和战功均不如他的开国将领，都做过副国级或大军区司令员，这无疑是非常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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