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中旬，日寇在天津、青岛等地增加大量兵力，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当时我国内部形势严峻，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与中共兵戎相向，然而，日军动作不断加快，民族形势日益严峻。党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向国民党中央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抓紧进行民族自卫战争。

与此同时，我党开始加紧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为此，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实现互不进攻，联合抗日的目标。

同年12月5日，毛泽东又给杨虎城等人写信，表示欢迎杨虎城派代表来苏区洽谈有关事宜，就目前形势作一个统一商讨。

随后，汪锋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达西安，向杨虎城转达了共产党的主张，杨虎城对此深表赞同，并于1936年2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且为苏区资助了10万元的经费。

在大力争取杨虎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作为与东北军会谈的代表，争取与率先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李克农接到命令后立刻动身，抵达洛川后立即与王以哲商谈，洽谈进行很顺利，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一致抗日的协定。

3月初，为进一步与我党洽谈，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并马不停蹄地飞往洛川面见李克农，就有关团结抗日问题亲自同李克农进行了会谈。

最后，张学良提出请中共方面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作进一步商谈，且为了表达诚意，将地点选定在了延安。了解了张学良的想法，李克农立即向毛泽东作出汇报，传达了张学良的建议。

毛泽东与其他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赴延安与张学良谈判。4月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电给张学良、告知周恩来将于8日赴延安商谈的计划，并在电报中表明了我党的态度，希望联合各方力量，充分发挥两党优势，阻击敌军，统一抗日。张学良接电后立即作了部署，并于8日由洛川飞抵延安。

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清凉山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张学良表示，从欧洲归国后，对蒋介石政府多有失望，目前国家危难，他本人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争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对此，周恩来也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蒋介石在军、政、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力量，争取蒋介石过来对抗日战争会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赞同张学良意见的同时，周恩来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那就是，蒋介石一直奉行犹如慈禧太后一样的“宁给外人，不予家奴”的想法，顽固地执行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对于建立统一战线将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对此，张学良沉思了一会，认为他自己或许可以帮忙解决这一问题，基于对蒋介石的了解，张学良一开始觉得只要认真争取就能获得蒋介石的认同，也正因如此，争取失败后，张学良对蒋介石政府才更加失望。

对于张学良的建议，他表示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张学良听后非常高兴，于是，双方开始了双管齐下的行动，张学良从内部进行规劝，中共产则在外面逼紧，双方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

通过这次谈判，东北军与红军达成了停战的具体协议，其中，联蒋抗日的协定则成为本次协商最大的成果。随后，双方互相派遣代表，用以进一步统一计划。在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我党主动放下与国民党的多年恩怨，作了巨大的让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9月1日，中共中央就逼蒋抗日的方针作了整体指示，接着，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共同阻击日军，保卫人民安全。可是让人气愤的是，这时的蒋介石依旧置我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于不顾。

11月，他继续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准备再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接着，他又带着几位国民党重要官员飞抵西安，胁迫张、杨继续“剿共”，甚至派出了空军对红军所在的保安城进行狂轰滥炸，国共关系再次变得紧张。

对于蒋介石的错误行径，中共只能作出积极应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一起在窑洞里运筹着粉碎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情发展和我军态势分析，最后决定，红军主力先实施大踏步的纵深转移，诱敌深入，然后采取打一个，牵一个，拉一个的战略，粉碎敌人进攻。即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毛炳文、王均等部实行战略牵制，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则争取他们枪口对外，共同抗日。

根据上述计划，红军指挥部迅速向同心城西南地区转移，准备在关桥堡、驻厂堡一带设伏。但由于敌人数路跟进很快，毛泽东立即命令指挥部改变计划，继续向东转移，在地形很复杂的山城堡设伏。

布置停当后，毛泽东对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看到胡宗南的行动之后，他眼前一亮。根据毛泽东对胡宗南的了解，他认为，胡宗南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骄狂嚣张，志大才疏，是一个可以突破的口子，而如果对战胡宗南的战斗打好了，那么就能很好地打压蒋介石的气焰，对迫使国民党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加速形成有着绝对的好处。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王稼祥表示赞同，王稼祥认为，这一仗若打胜了还能进一步坚定张、杨两将军的抗日决心和分化国民党集团。蒋介石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将会受到来自内外方面的更大阻力。

确定了大的方针之后，毛泽东便开始仔细研究起了地图。随后，他命令全部参战人员进行严密伪装，出奇制胜，争取一举歼灭敌军。11月11日，当胡宗南部七十八师进入我军伏击圈时，红军首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并从东、北、南三面迅速缩小包围。

经过一昼夜激战，将胡宗南的一个旅另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我红军另一部也击退了马鸿逵的骑兵师，歼敌两个团，迫敌逃回海原方向。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恼怒，严电斥责张学良的东北军阳奉阴违，按兵不动，耽误战机，甚至想要追究张学良的责任，责令张学良迅速复电，就此问题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

12月3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剿匪”和中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听后怒斥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

接着，蒋介石为逼迫张学良继续“剿共”，便由洛阳移驻西安临潼华清池。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如不听其指挥，他就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并令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

面对此种情况，12月12日张、杨被迫对居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实行兵谏，抓获了蒋介石。同时，控制了蒋介石的重要官员陈诚等10余人，从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申明了控制蒋介石的理由，表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期，国共应该求同存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发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包括捉蒋的一切部署，共产党未曾参与，直到12日凌晨2点半，关于西安事变的电报才派发给陕北保安，那时张学良在请求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至此，中央才得知这一事变发生的信息。

西安事变，事起仓促，中外失措，加上当时党中央又局处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保安县，消息不灵，而党中央负责人这时期又相当分散。

党中央、毛泽东仍然在这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担当起了特殊重任，他们全力敦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

借此文章，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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