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便开始进行了紧张的具体部署，并对行动方案和执行任务的编组名单一一进行审定。

叶帅平时工作中，都是只管宏观层面，不抓小事，但是这次，他却亲自对名单上的每个细节仔细询问、反复斟酌，并要求参战的每个人都要绝对忠实可靠，整个行动要做到万无一失。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亲自部署了秘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

在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叶帅十分注重保密，就是担心四人帮的余党趁机闹事。

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从上海发迹，可以说，上海就是四人帮苦心经营的老巢。

在此之前，四人帮就计划以上海的黑笔杆子为主，从上海进行发难，进行夺权。

尽管进行了十分保密的行动，但是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上海余党还是得到了消息。

那么，上海余党是如何觉察到异常的呢？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张春桥在发迹后，考虑到文静有过被日军俘虏并叛变的经历，于是就想要离婚。

让张春桥没有想到的是，文静坚决不同意离婚，两个人就过上了分居生活，文静在上海，张春桥在北京，平时张春桥都是通过秘书把话传给文静。

尽管张春桥一直在试图疏远文静，但却很想念自己的儿子，张春桥每月8号就会让人接儿子来北京。

可是在1976年10月7日晚上，文静像往常一样联系张春桥，却一直打不通电话。

这让文静感觉到异常，于是第二天一早便去找上海市委书记，也是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说了自己的担心。

其实，早在10月7日，徐景贤等人就发现不对劲，因为7日，中央通知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

马天水于是把徐景贤和王秀珍叫了去，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在马天水走后，徐景贤和王秀珍便开始打听北京的动向。

10月7日晚，徐景贤就给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卫生部长刘湘屏打电话，都没有打听到北京的情况。

在得到文静的消息后，徐景贤更感觉事情不妙，于是就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

谁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都没有打通。

徐景贤如热锅上的蚂蚁，又给《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打电话，结果鲁瑛闪烁其词，没讲几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就在此时，上海市委又收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

种种迹象，让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感觉到很担忧。

这个时候，上海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当时马天水就下榻在这里，张敬标与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话，房佐庭告诉张敬标，会议期间不准往外打电话，并说：“我的老胃病犯了”。

徐景贤等人知道房佐庭压根就没有胃病，他说的这句话肯定是暗号，答案不言而喻。

这时，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此时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证实这个情况，徐景贤派一个叫缪文金的秘书乘飞机到北京打探消息，并约定暗号，如果张春桥等人出了事，就来电话说：“老娘心肌梗死。”

缪文金到北京后，找到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他是王洪文安插在公安部的眼线。

从祝家耀那里，缪文金得知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人已经被控制起来了，于是他急忙给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打电话，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说。

“四人帮”被密捕的消息就这样被其在上海的余党得知了，可笑的是，这些余党不但不悔悟，反而企图发动武装叛乱，好在叶帅早就预料到上海余党的阴谋，即使派人接管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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