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刘峙在小的时候，稻田种地的父亲被地主活活打死，他的母亲为了生计来到吉安县城的一家爆竹店打工，后来嫁给了老板，几年后，老板病死，刘母又带着刘峙嫁给了驻军当地的一个统带黄小山。

后来，驻军移防，刘峙的母亲不愿意跟着黄小山走，两人分手。黄小山人品不错，离开时将继子刘峙带走，交给原配妻子抚养。

在刘峙十几岁的时候，在继父、继母的安排下，他和一个叫杨庄丽的女子结婚，杨庄丽没有读过书，性格彪悍，作风霸道，刘峙一直很怕她。

不过，杨庄丽也有优点，那就是对刘峙很好，早年刘峙没有发迹时，她跟随照顾，任劳任怨，因此刘峙对她的感情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又怕又爱”。

刘峙和杨庄丽婚后几年，一直没有子女。这时刘峙已经当了许崇智粤军的连长，有了一定地位，杨庄丽便在广州买了一个丫头，给刘峙当小老婆，说是小老婆，实际上和刘家的仆人差不多，吃饭的时候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被刘府的人讥笑为“丫头夫人”。

杨庄丽给丈夫挑选丫头，就是为了生孩子，肯定也不会选一个长相漂亮的，刘峙对这个长相普通的小老婆也无多少感情，两人所生的六个子女，平日都叫杨庄丽“妈妈”。杨庄丽也不许孩子们叫生母“妈妈”，只能叫“姨娘”。

在国民党将领的夫人中，杨庄丽的贪婪是出了名的，她用刘峙平日敛取的钱财，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地，购置了大量房产，在刘峙的老家江西吉安，更是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土地。据刘峙的副官估计，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仅杨庄丽经手的钱财，数额不下五百万大洋。

杨庄丽的敛财之名，实际上是刘峙故意放出去的，他面相看似忠厚，实际上在这方面颇有心计，这是让老婆当挡箭牌，自己在幕后操纵，是不少商行的股东。

刘峙后来和杨庄丽关系恶化，源于一个叫黄佩芬的女子。杨庄丽对刘峙的“丫头夫人”所生的六个子女视如己出，特意请了从上海一所大学毕业的黄佩芬到家中给孩子们辅导功课。

黄佩芬年轻漂亮，谈吐大方，刘峙对她一见倾心。刘峙时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位高权重，黄佩芬也觉得这棵“大树”不错，一来二去，两人就擦出了火花。

杨庄丽日防夜防，没想到自己请的家庭教师出了问题，她找刘峙大闹一番后，将黄佩芬辞退。不过此后，刘峙和黄佩芬一直偷偷联系，1939年，刘峙到重庆当了卫戍总司令后，干脆将黄佩芬接来同居，不久后两人结婚，杨庄丽制止无果后，不再和刘峙来往，此后形同陌路。

刘峙的发迹始于黄埔军校，1924年，黄埔军校正式招生时，他只是粤军许崇智参谋处的少校参谋，经何应钦推荐，到军校当了战术教官，在校任职期间，他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重视，为后来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1926年，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师师长，之后的晋升可谓是顺风顺水，速度惊人。1935年，国民政府为了改变军衔乱象，第一次统一授衔，刘峙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并兼任河南省主席。

陆军一、二级上将，大都授予了资历老的军阀，所以先后被授予上将的刘峙、顾祝同、陈诚、蒋鼎文、卫立煌这五个蒋系将领，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将”，虽然后来陈诚、顾祝同的地位都高于刘峙，但在当时，刘峙的地位俨然就是“五虎将”之首。

刘峙在1924年到黄埔军校任职时，不过是中校战术教官，十一年后，38岁的他就一跃成为一省主席、陆军上将，被称为“福将”。

“西安事变”是刘峙仕途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事变发生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讨伐军总司令，主张武力解决。刘峙积极靠拢何应钦，在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后，下令所部樊崧甫军抢占潼关，并调动其余部队，向潼关方向开进。

和刘峙不同，西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反对武力解决，他以身体有恙为由，迟迟不去上任，拖延西路军的开拨。事变后，刘峙从未主动联系过宋美龄，顾祝同却亲自去见宋美龄，表达了服从的态度。

之后，顾祝同又以黄埔老师的身份，联系胡宗南、宋希濂、关麟征等黄埔将领，让他们有重大事情要向宋美龄汇报。宋美龄感激之余，自然记在心中，而在后来，胡宗南、关麟征、宋希濂成为蒋军将领的黄埔生中，最早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三人。

宋美龄和宋子文、端纳等人乘飞机去西安时，在洛阳曾短暂停留，宋美龄去找刘峙说：“我们去西安后，请你下令部队原地待命，确保委员长的安全。”

宋美龄离开后，刘峙对身边的人说：“我执行的是南京的命令，她一个妇人懂什么。”这番话，后来被在场的人密报给了宋美龄。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的飞机当天下午降落在洛阳，刘峙、祝绍周等军政大员前来迎接，蒋介石见到刘峙后，态度冷淡，只说了句：“你马上安排我们休息。”

“西安事变”后，称病不执行何应钦讨伐命令的顾祝同，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任命他为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这时的顾祝同地位一跃成为“五虎将”之首，指挥蒋鼎文、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集团军。

刘峙由于和何应钦靠到太近，受到猜忌，再无往昔之威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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