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时期，涌现了一批以“河湟”问题为题材的边塞诗。这部分诗歌反映了中晚唐时期的重大社会问题，即“河湟”问题。诗歌内容丰富充实，艺术风格独特新颖，具有弥足的艺术价值，在唐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从“河湟”问题产生以来，中晚唐时期的诗人对这一问题交相反映，写下大量诗作。这些诗歌从审美情感上来说，承载了唐人百年的恢复理想，抒写了“河湟”遗民渴望回归大唐的迫切愿望痛斥了贪蠹边将不思报国、只知享乐的丑恶嘴脸，记录了沦没吐蕃的“没蕃人”独特的人生历程。

一、中晚唐“河湟”问题始末

“河湟”是西北边疆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地理区域名称，其中的“河”指的是黄河在青海湖东南的河段，汉朝时称为金城河，即今甘肃省永靖县至皋兰县境内黄河河段。

“湟”指的是湟水流域，“河”“湟”合起来指的是“西起今青海湖，东至兰州市榆中、皋兰二县，北达祁连山，南至黄河”的这一区域。

如今提及“河湟”，我们会将它视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河湟，指今青海黄河与湟水两流域之地”，即今青海省与甘肃省交界，黄河和湟水交汇这一区域。

唐初至安史之乱前，在相关的文献记载中，“河湟”出现的频率并不高。虽然如此，“河湟”在表述语境中所指的区域范围相较其得名时期开始出现扩展的趋势。

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北边军东调平乱，边防出现漏洞，吐蕃趁机蚕食唐王朝西北边疆大片国土。在这一背景下，“河湟”出现在官方文书和诗赋文献中的频率大大提高，用“河湟”代指整个“陇右道”。

由于唐朝陷于吐蕃的故土还包括关内道、剑南道的部分地域。在一些表述中，“河湟”的地理边界甚至扩张到陇右道之外：“宣宗已复河、湟三州七关，归其功顺宗、宪宗而加谥号。”

总之，唐人概念中的“河湟”是不断变化的。初、盛唐时期，由于“河湟”是陇右道的中心区域，因此便出现了用“河湟”代指整个“陇右道”的表述方式。

这一时期，“河湟”所涵盖的区域范围与西汉得名时期相比有所扩大。安史之乱后，吐蕃于数年间蚕食唐王朝大片国土。此时，“河湟”所指的区域范围在泛指“陇右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唐王朝失陷故土的泛称。

由于唐王朝边境线较长，再加上边境频繁的战争造成唐王朝疆域的盈缩不定，唐人概念中的“河湟”也变得越来越泛化，包括整个“陇右道”以及部分“关内道”“剑南道”。

至德元载，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趁机北上、东进，趁乱蚕食吞并唐王朝领土，短短七年时间，唐朝西北地区数十州相继沦陷，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河西、陇右大片疆域均为吐蕃所占领。

广德二年吐蕃又占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地。至此，河西、陇右沦为吐蕃属地，计有五十郡、六镇、十四军，百万唐人沦为吐蕃奴隶主贵族的奴隶。

“河湟”从失陷到收复持续将近百年时间，收复过程可谓是漫长而曲折。更令人失望的是，晚唐初期“河湟”地区虽然收复了，但是唐朝政府无力经营西域，在处理归义军问题上的失策，导致归义军与唐王朝貌合神离，“河湟”的回归也只是名义上而已。

二、中晚唐“河湟”题材边塞诗

唐朝时期，诗歌发展达到了顶峰。边塞诗作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尤为繁盛。众所周知，盛唐是边塞诗歌发展高度繁荣的时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共同规律，决定了这一时期各类诗歌的百花齐放。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弱，时代的局限性让产生于中晚唐的边塞诗歌在研究领域中获得的关注较少，甚至有学者认为唐代边塞诗应以盛唐为界，不涉及中晚唐。

然而，如果说盛唐的边塞诗是浪漫主义的产物，那么中晚唐时期的边塞诗便是现实主义的遗珠，展现出与盛唐边塞诗截然不同的现实主义风貌。

其中，有些反映“河湟”地区自然人文风貌、社会现实和历史重大事件的诗篇，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风格，在中晚唐边塞诗中脱颖而出，是唐代边塞诗歌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河湟”问题逐渐引起文人们的关注。他们的诗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河湟”初陷时诗人们焦灼的心态，表达了诗人们对于“河湟”失陷的哀痛，并以此警示唐朝中央政府注意西部边防问题。

中唐时期，“河湟”地区完全陷于吐蕃的统治范围内，并迟迟未能收复。再加上吐蕃反复无常，由吐蕃挑起的战争多达五十余次，对唐王朝西部边疆地区的侵扰不断，吐蕃成为唐王朝最大的边疆祸患。

“河湟”边塞牵动人心，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便涌现了大量的反映“河湟”问题的诗作。这一时期，杜甫、元稹、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人都创作了很多“河湟”题材的边塞诗歌。

这些诗作在唐蕃战争的背景下，反映了沦陷区遗民在吐蕃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悲惨命运，表达了渴望收复“河湟”失地的愿景。

晚唐初期，吐蕃内部政权争夺不休，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吐蕃国力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回鹘更是处在几近灭国的状态，这正是收复“河湟”的大好时机。

于是，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令唐朝臣民举国欢庆的大事，失陷近百年的“河湟”地区终于在大中三年重新归唐。一时间，欢庆“河湟”归唐的诗作大量产出。

三、中晚唐“河湟”题材边塞诗的审美情感

1、抒写恢复失地的理想

唐代宗广德二年，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后，“河湟”失地一直没能收复，直到大中五年，失地才尽数归唐。“河湟”沦陷的百年期间，恢复失地成为唐人的共同梦想，呼吁收复“河湟”失地的边塞诗作大量涌现。

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唐人从政建功的情绪高涨，士人纷纷投身边塞，从军入幕，以期实现宏大的人生理想。他们有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般激昂的建功立业之志。

中唐而降，全社会都潜回着一种哀伤情绪。战死沙场失去了魅力，死亡恢复了可怕。然而，面对“河湟”沦陷、国土尽丧的惨痛现实，唐人渴望洗雪耻辱，再次树立起建功立业的志向。

唐王朝西北广大地区沦没吐蕃之手，边界线一下子蹙缩到贺兰山一线。诗人目睹“贺兰山便是戎疆”，感叹“无限城池非汉界”，于是倡导人们积极探讨边策，献计收复“河湟”。

唐王朝抵抗吐蕃在西北沿线的进攻，采取了在边疆筑城池、钉钉子的策略。这一策略自大历八年元载提出后，约二十年后又经杜希全提议，于贞元九年终于付诸实施。白居易在诗歌中高度肯定了唐德宗的英明决策，达到了“美圣谟”的目的。

2、批判军政腐败、表达失地不复的伤痛

“安史之乱”平定后，“河湟”问题成为唐人举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唐王朝大片国土的沦丧，成为唐人难以释怀的心结。大量作家的作品中，都共同抒发了这种痛心的审美情感，“痛”“长痛”“惜”等词比见层出。

李端《胡腾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李端的诗歌以流落中原的西域胡人为描写对象。诗歌中充满了国土沦丧、“家乡路断”的伤痛情感。胡腾儿一边“拈襟摆袖”，一边“跪作本音语”，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讲述他们的惨痛遭际。

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创作了五十多首乐府诗，《西凉伎》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此时，距离“河湟”失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河湟”失地依旧未能收复。

这首诗通过写西域舞狮艺人因“河湟”失陷不能归家的境况，表达了唐人对“河湟”之地丧于吐蕃的痛苦之情，抒写了唐人对失地迟迟不能收复的悲伤情绪。

自从“河湟”陷落以后，虽然唐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都在想方设法收复“河湟”失地。但是镇守边疆、据有重兵的边将并没有为国效力的打算，“无意”收复失陷“旧疆”。

中晚唐时期的边将，本身多属于尾大不掉的藩镇，他们手握重兵，不思报国，边将们经常虚奏战绩，冒领功劳，他们命令将士将无辜的百姓抓来当作“生口”，冒功领赏，边将没有仁爱意识，贪暴残忍，边民受尽凄苦。

中晚唐时期，边将大多拥兵自重，不愿为国效力。面对这种现象，中唐时期的士人痛心不已。他们以诗歌为武器，批判边将不思收复国土、贪图享乐，希望通过尖锐的讽刺来警醒边将。

3、同情遗民痛苦、伤痛唐人“蕃化”

中晚唐“河湟”题材的边塞诗中，对“河湟”沦陷区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映，对沦陷区的民众表达了深切的同情，“河湟”广大沦陷区的百姓，受到吐蕃贵族奴隶主统治者的奴役，生存状态恶劣，生活痛苦。

河湟沦陷区一带的遗民承受着吐蕃奴隶主贵族精神及肉体上的双重折磨。面对吐蕃奴隶主阶级的暴行，诗人们对沦陷区的民众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吐蕃占据“河湟”地区后，在沦陷区强制实行了“蕃化”政策。吐蕃统治者强制沦陷区遗民“易服辫发”“赭面纹身”。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强制的方式同化遗民，从而维护自己在“河湟”的长期统治。

在吐蕃占领“河湟”期间，沦陷区的中原遗民在生活习俗上存在两种交融并存的现象：一种现象是保留了中原地区的习俗，吕温在沦陷区看到有不少的“汉村”，就是这种现象的表征；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沦陷区遗民不同程度的“蕃化”现象。

中原诗人对沦陷区遗民的“蕃化”现象痛心不已，沦陷区遗民的孩子一出生便处在吐蕃语言环境下，说的是吐蕃语，不会说汉语；尤其令其心痛的是，沦陷区遗民的子女，在感情上缺乏对唐王朝的精神依赖，反倒对吐蕃产生了感情上的归属。

这种潜移默化的“蕃化”现象才是最令中原诗人担忧的。因此，中晚唐边塞诗人创作了一些反映遗民“蕃化”的诗作，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尽快收复失地。

总结

从中晚唐时期的“河湟”题材边塞诗中，我看到了西北少数民族的英姿飒爽，领悟了国土沦陷的伤痛、落蕃人的痛苦；体会到了唐朝君臣对收复失地的渴求。

这些诗歌记录了中晚唐时期的社会心理与士人心态，对于人们了解“河湟”地区、了解西北少数民族、了解中晚唐时期的历史大有作用，通过品读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感受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体会边塞诗的独特魅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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