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秋，苏州吴县叶家喜得一子，取名叶绍钧，字秉臣，意味忠贞之臣。

其父叶钟济，是当地的一位账房先生，为一吴姓大户人家管收田租。

叶钟济为人实诚，仁慈友善，旁人对他的评价颇高，在家乡很有声望。

只可惜，替人打工赚不下几个钱，一家人的生活总是捉襟见肘。

其实，往上溯洄几代，叶家也曾是大富人家，靠着开猪行和丝绸店积累了诸多财富，阔气地买下了整条悬桥巷。

后来，只因太平军攻克苏州，叶家被洗劫一空，从此才家道中落。

一直以来，叶钟济都希望能够光复祖业，可单单为了生计奔波，便已经耗费了他全部精力。

为此，叶钟济只得把希望放在了儿子叶绍钧身上。

1911年10月15日，在辛亥革命的号角声中，苏州成功光复。

次日清早，叶绍钧便兴冲冲跑出门去，对书塾的恩师章伯寅说：

“清朝覆灭了，皇帝没有了，我便不能再当‘秉臣’了。

既然如此，请先生帮我改一个字吧。”

章伯寅先生闻言笑说：

“你本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

“中国童话之父”叶圣陶的新名，便自此而起。

叶圣陶的性格与父亲相似，从小敦厚老实，为人聪明，与同龄的小孩相比，显得稍微安静。

不过，叶圣陶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坐得住，学得下去。

当其他小孩在“捉迷藏”、“老鹰抓小鸡”等游戏世界玩得不亦乐乎时，叶圣陶总能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捧着书本学习。

得益于此，1907年，叶圣陶顺利考入草桥中学。

期间，因为家里经济越发困难，叶圣陶几次想要辍学，去打工赚钱帮助父亲减轻负担。

得知儿子的想法，叶钟济坚决不应允。

还有两年就毕业了，如果这时候不继续读下去，无异于半途而废。

而且，没有文凭，想要谋份好的差事并不容易。

当时，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的选拔人才标准，已经孕育而生。

根据规定，各级学校毕业人才的资格大致是：

小学和中学毕业，对应的是廪生或秀才；

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对应举人；

而大学毕业生，对应的是进士。

这意味着，只要叶圣陶熬到毕业，拿到中学毕业文凭，那就可以谋得一份差事，甚至可以到国外留学，这也是叶钟济反对儿子中途辍学的重要原因。

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叶圣陶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毕业之后，因为成绩优异，叶圣陶得到草桥中学袁校长的推荐下，成为苏州言子庙小学任教员，每月的俸禄二十枚银元。

对于这份难得的工作，叶圣陶看得非常珍惜。

他并不像多数人一样，把工作当作谋生的工作，而是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全部投入到教学之中。

从苏州言子庙小学开始，叶圣陶爱上了教育这份工作。

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一直为之努力，并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写下壮丽的诗篇。

可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叶圣陶任教的苏州言子庙小学也不例外。

由于为人敦厚老实，一心扑在教育上，并不过多参与学校复杂的人际关系，叶圣陶逐渐被边缘化，并于1914年被排挤出校。

对于职位和薪资，叶圣陶并无甚留恋，唯一不舍的，是那群可爱的孩子。

当时的叶圣陶刚满20岁，虽然不确定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年轻气盛的他隐约觉得：

离开这里，也许是对的选择。

1915年，叶圣陶告别家人，独自前往上海找工作。

可是当时的就业环境并不好，找工作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

所幸的是，早在言子庙小学当教员的时候，叶圣陶就已经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投稿，并成功的发表了《儿童之观念》一文，由此与报社编辑相识。

所以，来到上海后，他便受到了编辑的邀请，来到商务印刷馆旗下的尚公学校当教员，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教育工作。

在那里，叶圣陶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童话故事《稻草人》，他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创作生涯，也由此开启。

当时的上海，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茅盾、朱自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文人骚客都汇聚在此。

借助商务印刷馆这一平台，叶圣陶与这群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创作。

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革新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在此背景下，叶圣陶也越来越意识到，作为文人和知识分子，自己也要在时代的大势下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

于是，在1921年，叶圣陶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共同发起并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这一组织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作家团体之一。

它高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旗帜，以《公理日报》为抓手，向广大读者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这一时期，叶圣陶一边参加爱国运动，一边笔耕不辍，陆续创作出了《小白船》《一粒种子》《含羞草》《旅行家》等童话作品。

这些作品言语生动有趣，深受广大中小学生的喜爱，叶圣陶的名气也因此越来越大。

后来，有人问起叶圣陶，为何会选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他说是受自己母亲的影响。

从小，叶圣陶就跟着母亲一起猜谜语、唱山歌童谣，比如《摇摇歌》《踏月歌》《踏水车》等。

这些既有韵味又有乐趣的儿歌，陪伴着叶圣陶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与此同时，它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叶圣陶未来的文学创作。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叶圣陶就像一朵奇葩，一头扎进儿童文学的世界中，为千千万万处在乱世中的孩童送上了“美味”的文学“大餐”。

1916年8月的一天，叶圣陶在苏州老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新娘是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高材生胡墨林，结婚之前，两人素未谋面。

洞房花烛之夜，只见新娘胡墨林坐在床边，头顶着红盖头。

望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叶圣陶激动不已，为了这一刻，他足足等了4年。

借着酒劲，叶圣陶鼓起勇气，走向胡墨林，随着红盖头被慢慢挑起，新娘子的样貌逐渐清晰。

纤细的身材，白嫩的皮肤，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灵动。

叶圣陶见了欣喜不已，一把抱住胡墨林，心里悬着的一颗石头也终于落下了。

婚礼当天，高朋满座，其中有叶圣陶的同学，也有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文学研究会”挚友。

在送上祝福的同时，大家也八卦起叶圣陶是如何抱得美人归。

说起两人的缘分，还要从4年前的另一场婚礼说起。

1912年，18岁的叶圣陶受邀，参加同学王彦龙的婚礼。

作为好朋友，叶圣陶不仅包了个大红包，爱好诗词的他，还特地写了《贺新郎词》送作贺礼。

这首《贺新郎词》不仅词好，而且笔精墨妙，有如行云流水。

在场的人，包括胡墨林的二姑母胡铮子，看完都赞不绝口。

胡铮子年轻的时候，曾东渡日本留学，留学归来，在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当老师，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

文学作品能获得她的夸赞，着实难得。

胡墨林是浙江杭州人，比叶圣陶大一岁，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是二姑胡铮子一手把她带大的，两人亲同母女。

眼前这位优秀的小伙子，胡铮子绅士喜欢，当即决定为侄女胡墨林牵线搭桥。

她舍下文人面皮，请好友王伯祥出面作媒，前往叶家拜访叶钟济。

王伯祥比叶圣陶大四岁，两人1908年曾在苏州组建诗社，彼此志趣相投，私交甚笃。

帮好兄弟做媒，王伯祥自然是非常的卖力。

到了叶家，王伯祥把胡墨林的家事、为人以及胡家的意思，仔仔细细地告诉了叶钟济。

彼时的叶钟济，也正为儿子的婚姻大事着急，得知王伯祥的来意，又听完他的介绍，自然是开心地应允了。

在交换了庚帖和照片之后，两人这门亲事，也算是定了下来。

然而，远在上海的叶圣陶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直到收到父亲的来信和照片之后，才知道家里已经给他寻了个媳妇。

刚开始，叶圣陶有些不乐意，但看着照片里的胡墨林，眉清目秀，而且又是北平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也就欣然接受了。

叶圣陶与胡墨林夫妇，堪称是“先婚姻，后爱情”的典范。

婚后，基于相似的工作、爱好以及互补的性格，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感情也在不断升温，并最终成就一段佳话。

在之后的日子里，叶圣陶一直在教育行业中潜心耕耘。

“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起成立了“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到开明书店当编辑，并且主办了《中学生》杂志。

抗战期间，叶圣陶又参加发起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1946年，叶圣陶再次回到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及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

总之，和平时期也好，战乱时期也罢，叶圣陶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教育开展的。

1949年1月7日，已辞去职务的叶圣陶，带妻子胡墨林悄悄地乘车，连夜前往上海华盛码头，准备乘船前往香港。

原来，叶圣陶是应我党的邀请，准备从上海乘船前往香港，再由香港进入解放区。

1949年3月18日，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叶圣陶终于抵达北平。

出了北平车站，看到各位我党领导人早已等候在车站，叶圣陶心头一暖，觉得自己这次选对了。

刚安顿好家人，叶圣陶便再次临危受命，加急组建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

作为编委会主任，叶圣陶为了能够更快更好的编出教科书，每天加班加点工作，甚至星期天也不休息。

在编委会会议上，为了激情大家的斗志，叶圣陶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

“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送到哪里”。

以拼命三郎的姿态，叶圣陶先后主持修订了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课本、初中语文课本、高中语文课本、大学国文等近三十册。

由此，他也被誉为新中国大、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叶圣陶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纵观叶圣陶老先生的一生，可以用“温润如玉”四个字来形容。

没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但将一生都献给了心爱的教育事业，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足以让我们这些后辈生出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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